图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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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初，随着美伊开战，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悄然推行的对外国研究人员进行风险分级的政策又被翻出。根据那条新政，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的科研人员被列为“高风险”，并将面临部分敏感领域访问权限终止和实验室使用受限等诸多限制。
NIST的政策，只是在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的这一年多以来，这个长期仰赖全球学术精英的国家的科研界在这位反移民总统的治下所经历的一次普通的震荡。从试图限制美国大学留学生数量，到政府研究机构限制非美国籍研究人员的工作年限，一切都让人不禁怀疑，已经悄然发生的科研人员逃离美国的暗流，是否还会继续加速？而对于号称要保持自己科技优势的美国，在这场人才外流中，还能保持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科技优势吗？
01
“美国不欢迎你”，从留学生开始
美国拥有一批世界顶尖大学，其科研与教育实力，既来自联邦政府长期稳定的投入，也源于对全球人才的开放姿态。国际学生、访问学者不仅构成美国科研产出的重要力量，也成为高校及其所在社区的重要经济支撑。这种“人才虹吸”的良性循环，多年来一直是其他国家羡慕的对象。
但在2025年10月初，美国教育部突然给9所美国大学发出一份名为“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契约”的备忘录，提出签署契约的高校将获得“很多好处”，包括在申请学生贷款、科研经费、国际学者签证乃至税务方面享受优待。
作为交换条件之一，高校必须对国际留学生做出限制：本科留学生占比不能超过15%，单一国家留学生不能超过5%。招收的国际学生还应该支持“美国和西方价值观”，学校需“筛掉那些对美国、其盟友或其价值观表现出敌意的学生”。各大学还必须应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的要求，分享所有已知的国际学生信息，包括违纪处罚记录。
麻省理工学院率先拒绝签署契约后，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撤回备忘录，反而向所有美国高校发起签署契约的邀请。
理论上，15%的本科留学生上限对绝大部分美国名校不会造成实质影响。因为，国际留学生更多是就读研究生，有调查显示排名前114的美国大学里只有14所本科留学生比例超过15%。
但是，公然提出限制留学生人数，并且要求学校配合美国政府对留学生进行价值观审查，驱逐所谓对美国价值观有敌意的学生，无疑是宣示这届美国政府不欢迎留学生、访问学者。
留学生们也收到了这个信号，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2025年11月的统计，美国2025年秋季入学的留学生较24年同期下滑17%，创下除新冠大流行中断国际交流外的记录，背后是至少1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3万个工作岗位的消失。
02
针对外国研究员的安全审查和限制
不同于独立于美国政府的高校还能选择反对，直属于美国政府的联邦科研机构，一旦加入反移民大潮，对留学生、国际学者的冲击更为直接。
包括NIH在内的政府科研单位在特朗普上台后已经有过一系列限制国际合作交流的举措，例如限制外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获得NIH经费资助等。可就在2月，《科学》报道美国一个联邦科研机构对在美国的外籍研究人员也开始采取限制措施。
涉及的机构，如前文所述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尽管隶属于美国商务部，但NIST是标准的科研院所，以推动测量科学，建立测量、实验标准闻名。
2025年11月，NIST更新科研安全规则，将外国研究人员进行风险分级，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的科研人员被列为“高风险”。
而在1月底2月初，NIST突然根据新的科研安全规则推出针对国际科研人员限制政策：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使用NIST实验室将面临两年的期限，到期后可以申请续签一年。所有国际学术、博士后都将在今年受到实验室使用权限的审查。“高风险”国家的科学家将在3月31日前接受审查，如果他们在NIST工作超过3年，或者从事量子技术或人工智能等敏感，访问权限将被终止。
“中等风险”国家的科研人员，审查截止日期为9月30日；而“低风险”国家——仅包括“五眼联盟”和七国集团的科研人员，审查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但他们仍然受3年的工作时间限制。
包括政府雇员与合同工、访问学者在内，NIST总共有近7000名科研人员，其中约500人为外国科学家，大约一半是会直接被这项新政策冲击的研究生或博士后。
新的限制措施不仅将让很多研究人员被迫离开，让一些科研项目中断，还将形成对国际留学生的实质禁令。
NIST本身不招收研究生，但与17所美国著名高校的合作协议，让这些学校的研究生使用NIST实验室完成学业。可是美国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业的时间很少短于5-6年，3年的时间限制，就是一种封禁。
03
经费削减，精准打击年轻科学家
无论是要求高校减少留学生，还是在政府科研单位里对外国研究生、博士后的限制，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底色，也将冲击瞄向了事业根基最浅的年轻科研人员。
如今，在美国的年轻科研人员——无论是否是外籍，要面临的打击还不止这些。在过去一年，NIH与NSF，两个全美最重要的科研资助单位都陷入混乱，取消拨款近8000项，超过1000名NIH员工被解雇。
1月，《科学》杂志发布了一项统计，显示去年美国联邦科研体系流失超过1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STEM专业人才，占24年底时美国政府内部博士学位人才的14%。包括NIH在内的14个机构中，博士离职人数是新聘人数的11倍。
在整个政府科研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时，受冲击最大对前途也最困惑迷茫的无疑是年轻科学家们。2月，英国《卫报》报道了这样两名美国年轻科学家的故事，其中一名是在NIH从事超级耐药菌研究的博士后伊恩·摩根。
按正常的职业轨迹，33岁的摩根本应开始计划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成为独立的科学家。但由于NIH持续冻结招聘，他的选择变得十分有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无论多优秀，也没办法申请在NIH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困境下，摩根决定加入NIH青年研究人员新成立的工会，反对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科研的攻击。
但不是所有年轻科学家都愿意等待美国的环境变好。另一位从事寨卡病毒研究的博士后艾玛·贝·迪金森此前是NIH的研究生助研。找下一份工作时正好赶上特朗普大幅缩减科研经费。当发现自己的同学们申请美国职位都因经费不足被拒时，作为性少数群体的迪金森厌恶特朗普反对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干脆转而申请欧洲的职位，最终入选巴塞罗那一家传染病研究机构的著名项目。
在可预见的未来，迪金森认为自己的未来会在欧洲，“能够在科研中做真实的自己，对我很重要，而这在当下的美国很难实现。”
04
悄然逆转的人才流动方向
迪金森这样离开美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并非孤例，尤其是很多来自欧洲的年轻科学家，过去美国由于收入高、学术氛围自由，被他们视为职业发展的首选地，可伴随经费削减、移民政策变化，不少人决定返乡。
对此，《时代》杂志在2月作了深度报道，其中有一位法国生物学家加布里埃拉·洛宾斯卡的故事。
她在2024年进入哈佛医学院研究健康细胞如何转变为病变细胞，但当洛宾斯卡抵达美国后不久，她的美国梦逐渐变成了噩梦，先是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接着支付她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名研究人员薪水的NIH拨款被削减。之后，特朗普政府试图撤销哈佛大学为她这样的外国科研人员提供签证的资格。虽然经过诉讼，哈佛大学被法院允许继续提供签证担保，但洛宾斯卡开始质疑留在美国的意义。
不久，她收到一家名为AITHYRA的奥地利生物医学与人工智能研究所的邀请。当她听说奥地利科学院发起了一项名为APART-USA的博士后资助项目，专门面向打算离开美国的科研人员，她便申请了。
截止2025年9月，已有25名候选人入选APART-USA，而洛宾斯卡就是其中一员。
奥地利不是唯一想从美国挖墙脚的欧洲国家，欧盟拨款5亿欧元用于“选择欧洲”计划，旨在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启动马克斯·普朗克跨大西洋计划，为有意离开美国的科研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法国政府也宣布拨款1亿欧元招揽国际科学家。
对于洛宾斯卡如今工作的奥地利来说，历史让它深切知道科研人才流动意味着什么。时间倒回100年，维也纳曾站在科学的最前沿，血型在那里被发现，宇宙射线在那里首次被识别。但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地利的科研，二战后大量高素质人才移民美国，更让科学中心彻底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另一边。
因此，在奥地利科学院院长海因茨·法斯曼看来，美国的不稳定局势对科学界来说令人遗憾，但也为奥地利重振科学辉煌提供了契机，APART-USA这类项目，就是尝试改变科学移民流向的布局。
05
离开美国，不仅在科研圈
震荡并不只是在高校象牙塔或联邦实验室。移民服务公司Envoy Global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跨国公司在2025年因签证延误或拒签，失去了在美国的外国员工。
这些人才流失的根源都是特朗普政府收紧包括H-1B工作签证在内的各种合法移民路径：2025财年获批的约40万份H-1B签证申请中，绝大多数是续签而非新申请。伴随而来的技术人才流失让很多大型企业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境外建立人才中心。
在与韩国签署的关税贸易协定中，让特朗普引以为傲的是韩国承诺未来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但在当下，在硅谷创业的韩国留学生和韩裔美国人正越来越多地将总部迁回韩国或在韩国建立生产基地。
更令人震惊的是，不仅是留学生在减少，年轻科学家选择去欧洲、亚洲，跨国公司没法聘请外籍员工，特朗普治下的2025年，以移民立国的美国，出现了迁出人口远远大于迁入的反向移民潮。据公共政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计算，去年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净移民负增长，预计人口将因此减少约15万。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2月25日的深度调查，离开的不止是移民，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选择移民国外。
暴力犯罪、生活成本和动荡的政治局势都是让许多普通中产美国家庭选择拖家带口离开美国的因素。例如，56岁的迈克尔·勒布朗是Adobe和派拉蒙的创意制片人，在他8岁儿子就读的洛杉矶学校发生第二起枪击案后，他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葡萄牙。半年后，他的妻子，一位学术顾问，找到了一份向新来的美国人推销房产的工作——在葡萄牙，大约58%的外国购房者来自美国。
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盖洛普曾调查美国人有多少人想离开美国，当时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而在去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五分之一。其中，40%的15至44岁美国女性希望尽可能永久移居海外。这超过了盖洛普在2023年的调查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中，希望移民的比例，37%。
似乎，即便是对一些美国公民来说，新的美国梦也成了不再生活在美国。
而当美国从虹吸全球人才转变为反向输出移民，美国还能保持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科技优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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