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26日凌晨，黔中群山刚露鱼肚白，补郎河谷却已隐隐传来枪响。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由误传的一个字引发的溃败，几小时后就把贵州西北“最嚣张”的土匪武装打回了老巢。
新中国刚成立半年，贵州大西南仍有大批盘踞山头的股匪。在台湾的蒋介石把这里视作“反攻大陆”的跳板，特派原黔军阀残部罗湘培到毕节、织金一带招兵买马。罗湘培自称“第八兵团司令”，剃头换盔的土匪头子李名山也顺势封了“游击司令”，四下笼络散兵游勇，一下子攒出五六千号人。补郎区山高林密、处三县交界，又离李名山的四方洞巢穴仅数十里，成了他“开张”的首选目标。
3月起，李名山麾下的刁清德、胡棉刚等人陆续渗入补郎，先暗杀征粮干部，再掠走粮仓口粮，逼得区政府退守普定。嚣张气焰一路高涨，李名山扬言：“先拿下补郎，再扫平普定！”地方干部和少数民族群众纷纷报警，省里当即指示驻守普定的解放军146团抽调精干组成武工队，进山打匪。
4月23日傍晚，作战参谋贺兰皋带着98名基干民兵摸进补郎驻地，随后焦剑侠副团长率3营夜袭黑土马场，差点一锅端了酣战正欢的匪首联席会。可惜黑雾弥漫，李名山借地形溜之大吉，还誓言报复。三天后，报复果然来了——李名山纠集织、普、平、安、郎五县残匪近5000人，对不足200人的补郎武装形成合围。
上午八点，水井寨上枪声骤起。李名山见守军不过百余，便用迫击炮、轻重机枪开道。星秀坡成了第一道屏障。贺兰皋、刘海源带着五十名战士冲在最前，“就地打！”一句命令，十几支步枪摆开，砰然开火。密集弹雨让土匪以为遇到主力，进攻顿时踉跄。半日鏖战，山坡上硝烟迷雾弥天，两侧榆树被炸成焦桩，战士原本不多的子弹也一颗颗见底。
正午时分，敌人第七次冲锋。刘海源留下二十来名老兵死守阵地，掩护伤员后撤；山坡一线不到三十条枪，却打到日落时仍让土匪不敢越雷池一步。匪首李成举气急败坏，只好搬来三挺捷克式机枪，企图压制山头。与此同时，他命郎岱匪首张新文率小股人马绕道本杰大坡，意图形成包夹。
补郎区所有能作战的同志纷纷找来。杨兴斋带着十几支土枪抢占本杰大坡，李世彬、赵明钦爬上另一座山包，八支老枪死磕成千上百的敌人。子弹用光，他们抓石头当“榴弹”，一石头抡去，砸翻山腰的匪徒，引来一阵动摇。
傍晚五点，146团轮训队数百名新枪手终于抵达三岔河。为了保密，他们分乘木船，顺流而下，悄无声息。及至格当差渡口，前哨土匪慌忙举火信号。“解放军过河啦！”“多少人？”“三船！”话经两道传三道，到了李名山耳里却变成了“来三团”。一个字的差错，霎那间击垮了匪心。李名山拍案大喊：“速撤！”
机枪声突然稀疏，土匪队形像泄气的皮球。指挥部仓皇向四方洞方向退去，留下百余具尸体和散落一地的子弹箱。我军增援部队赶上星秀坡，与贺兰皋合兵，乘夜追击，一路火光映红山谷。张新文那股尚未得到撤退令，被压在本杰大坡，被俘者百余。
补郎一役，138名武工队、游击队、自卫队员，依托山势，凭借步枪、土炮，以一日之功斩敌四百，重伤无数，粉碎了李名山“占城筹饷、再闹西南”的如意算盘。战后统计，我军牺牲三十人，其中刘海源重伤昏迷，醒来第一句话竟是：“星秀坡还在我们手里吗？”战友拍拍他肩膀：“在！”
李名山的噩梦才刚开始。5月2日，135团一鼓作气端掉窗子洞，根据地坍塌。7日，四方洞被合围，缺粮少弹的李名山只得举白旗。一路解押，他侄子李成举纠集残匪三百人欲劫囚，连续阻击三次，无一得手，还把织金县城赔了进去，被当场俘虏的“黔西游击纵队”参谋长田振武亲见其败相。
同月下旬，织金万人公审大会上，老百姓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有人指着木桩上的李名山破口大骂，也有人黯然想起被烧毁的庄稼、被掳走的亲人。枪声响起，尘埃落定。至此，贵州西北这股号称“万余众”的匪患遂告终结，国民党在黔西的“复国梦”彻底破产。
从山贼演成“将军”，再到匆匆落幕，不过数月。若非那个误传的“船”字被当成了“团”，也许补郎鏖战会更加凶险。可战争从来不只比拼兵力，胆略、信息、士气样样都要算在内。补郎战斗的硝烟已散去七十余年，当年那道星秀坡依旧坐落在林海云间，几块弹痕累累的老石头，默默见证着那场以少胜多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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